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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似乎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。
 所謂“漢唐”,可粗略分為三段來看:兩漢、隋唐,以及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。我們大多數人對書法的最初印象恐怕來自學書法時用到的字帖,而憑借字帖收獲的印象也許是這樣的:兩漢-隸書(以曹全碑、張遷碑、石門頌為代表)、魏晉南北朝-行草書(以蘭亭序、鴨頭丸帖、伯遠帖為代表)、隋唐-楷書(以九成宮、多寶塔、玄秘塔為代表)。這樣的印象沒有錯,但無疑是片面的,因為它們無法脫離大的歷史背景而存在。
 先說兩漢。漢代的日常書寫是隸書,載體是竹木簡牘(以及少量的絹帛和紙)。典型的漢隸有居延漢簡、肩水金關漢簡、懸泉置漢簡等,大多出土于西北的邊燧遺址中,性質是兩漢的官私文書(暫稱“文書簡”),這些簡牘上的隸書生猛、活潑,筆法千姿百態,章法恣意揮灑,極富美感。兩湖地區漢墓中也出土很多簡牘,但它們大多是典籍、律令、遣冊(隨葬品清單)一類,多為可以抄錄,所以字跡相較前者更為規整、典雅,代表作有張家山漢簡、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等(暫稱“墓葬簡”)。我們熟知的隸書碑刻其實只是兩漢書法中占比極少的一類,其風格也和真實的漢人書風大相徑庭。我一直認為,把“墓葬簡”作為隸書入門教材,是比《乙瑛》《曹全》更好的選擇,都2020年了,沒必要依舊守著清代鄧石如、趙之謙們的玩法。
 再看漢唐間。魏晉南北朝書法情況最為復雜,因為它是中國書法藝術最大,也是最后的一次變動期。但如果要析出彼時書法最顯著的特點,我想“善草隸”三字或許可作詮釋。這個回答來自于五代末、北宋初的徐鉉(916-991),他在為弟弟徐鍇《說文解字韻譜》作序時曾說“后漢及今千有余歲,凡善書者皆草隸焉”,大致體現了他對從東漢以降書法史的理解。所謂“草隸”,顧名思義,指草書和隸書(此處與漢隸不同),而這兩種字體均由漢代隸書生發而來。漢隸的一支通過弱化波挑(即俗稱“蠶頭燕尾”),逐步趨向于我們后來最熟悉的楷書,而這種楷書在魏晉時仍保留很多隸意,與唐楷大不相同,著名的鍾繇《薦季直帖》就屬此類;另一支通過減省寫法、加快速度,逐漸演變成草書,索靖《月儀帖》、陸機《平復帖》均屬此類。進入東晉,新的字體—行書—也在醞釀當中,這種字體主要在隸書(楷書)的基礎上通過簡便寫法演變而來,非常適合此時往來書信的書寫,比如王羲之《平安帖》《孔侍中帖》等。可以說,魏晉南北朝的書法風格最為多樣,且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,很難用簡短的語言說清楚。而且書法畢竟是藝術,擁有主觀感覺最要緊,我建議有興趣的盆友可以多多嘗試去看兩種材料:1.唐摹晉人帖,如《萬歲通天帖》、王羲之《喪亂帖》《初月帖》,以及宋刻《淳化閣帖》《大觀帖》,這類材料可以幫助我們獲得對士族書風的整體認識;2.晉、南朝出土文獻,這類材料很零散,不易搜集,姑且錄名于此,有心者自可據此搜羅:長沙走馬樓吳簡、郴州西晉簡、南京出土六朝簡、西域出土兩晉殘紙等,這類材料可以幫助我們感受基層日常書寫的氣息。
 最后說隋唐。經歷魏晉南北朝書法的大變局,隋唐書法已經十分成熟、穩定,不同字體的分化和稱謂也逐漸明晰,隸書與楷書截然分別,章草和今草也判若涇渭。唐代最著名的是楷書家,基層社會日常書寫也以楷書為主,行、草、隸名作雖有,但明顯式微。和上文相同,我們依舊可以多看兩種材料:1.名家書法,斷代分組去看,比如將初唐歐陽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分為一組,且不要只看頂級名作,《皇甫誕》《孟法師》一類早期作品,甚至仿虞世南的《孔穎達碑》都要看,甚至后者更重要;2.佛道寫經,雖然唐代刻碑高手層出不窮,但終究不如墨跡來得鮮活,如果說漢人墨跡生猛、恣肆,那么唐人墨跡便是嫻熟、精妙。雖然唐代墓志數量很大,但面目較為單一,且始終處在模仿名家書法的狀態中,個人以為簡單看看就好。
 總之,漢唐是中國書法藝術真正完善的階段,正如中華民族的地緣、文化、性格也在這約一千年里完全成型一樣,唐以后書法不再有根本性的變革。以上叨叨,掛一漏萬,僅供參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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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!很有意思的話題,我也嘗試和您一道思考~
 我想這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:
 一、鍾繇生活時間距今約1800年,而明清書家董、劉等人距今不到500年。人們對遙遠的事物總歸不比晚近的事物記得清,這是常理。魏晉書法雖備受追捧,但一般愛好者除了鍾繇、二王,又知道幾位呢?蕭梁時期(502-557)的書論家庾肩吾曾“輒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”(實際為123人),略加品評,撰成《書品》(唐張彥遠《法書要錄》收錄,不妨找來看看),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從漢末到蕭梁的書法名人譜。其中張芝、鍾繇、王羲之位居前三甲,但其余120人恐怕大部分都不為今人所知,以去今久遠故也;
 二、鍾繇書跡存世量少(疑似真跡1、刻帖不足10)。這實際上是第一個原因的結果,因為久遠,所以大量書跡亡佚。大眾不會對沒有實體的話題一直追捧,對于書法這種視覺藝術而言尤其如此。您提到的董其昌、劉墉都是明清的著名官員、書法家,他們的書法作品在各級博物館中都還能看到,甚至圍繞他們還能做專題展(如2018年上博圍繞董其昌組織的“丹青寶筏”展)。曝光率懸殊,鍾繇書名當然遠在董、劉之下;
 三、鍾繇書風處在“舊體”末期,后人接受程度不及王羲之。史載鍾繇善三體“銘石”“章程”“行押”,這是就其功用而言。以風格論,鍾繇書法仍保留大量隸書筆意,長沙出土走馬樓吳簡中有很多字跡應當與鍾繇書法類似,可以參看。這種書風在東晉時被改變,主要原因是書寫材料從竹木簡變為紙,再加上王羲之、王獻之等一眾新體書家的涌現,鍾繇那種扁長、古雅的書風不再適應新的時代需求。時至唐太宗極力鼓吹王羲之,以鍾繇為代表的、東晉之前的書風徹底式微。雖然明代祝允明、王寵等還曾提倡仿效鍾繇以復古,但畢竟難以再現“鍾、張信為絕倫”的過往。
 以上,僅供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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